對考古學研究來說，西方現代考古學理論的發展大致以20世紀60年代的 “新考古學”和80年代中后期以來的“后過程主義考古學”為標志進行劃分，而西方考古學理論的變革對各考古學研究的分支學科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GIS的應用也不例外。
與20紀60年代以前的傳統考古學和分類式的研究相類似的是，最初的GIS在考古學研究中的應用也只是局限在定性式的描述方面。比如，90年代初Gaffney等人運用GIS對羅馬時期瞭望塔的可視性進行研究，提出這些塔的建造強調了彼此之間的通視性。但他們并沒有使用任何統計學的 *** 來證明。
與傳統的考古學相比，新考古學強調系統論的應用和“假設一演繹”式的研究 *** ，定量式的描述和統計分析在新考古學的研究中被特別突出出來。這一點也充分反映在了90年代初的一些GIS考古研究方面。比如，Kvamme運用單樣本T檢驗的 *** 檢驗了考古遺址的分布與環境變量之間的相關性；van Leusen運用聚類分析的 *** 研究遺址的視域差異與其功能差異之間的關系；Wheatley運用單樣本K-S檢驗的 *** 檢驗考古遺址之間可通視情況的顯著性。這些研究存在的問題是顯而易見的，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是簡單的環境決定論，沒有充分關注文化、認知對遺址空間位置的潛在影響；其二，是在統計 *** 的運用上單變量分析 *** 無法清晰地闡釋多因素的交互作用對統計結果的影響，比如遺址之間視域上的良好通視性究竟是因為遺址對視域的優先選擇，還是因為遺址本身就選擇修建在一些位置突出的地點，如山脊或山頂。但無論如何，這種研究顯示了最早的空間定量分析 *** 嘗試在GIS考古中應用的情況。
后過程主義考古學對新考古學進行了全面的批評，強調文化的差異、個體的能動性、認知的方式和解釋學的 *** 。后過程主義考古學尤其關注對空間和景觀概念的重新闡釋，比如Tilley認為空間不能脫離具體的歷史事件而單獨存在Thornes則 認為景觀是地球表面聯系一系列相關人類活動地點的空間 *** 關系。因此，在特殊的文化語境下研究空間概念的經驗性、象征性和多義性成為后過程主義理念下GIS考古研究的新方向。歸納起來，這些后過程式的GIS研究大致有三種類型：之一，將特殊的文化或符號象征的實物證據，如巖畫等，作為一個變量引入GIS，如在考古遺址預測模型中進行再評估第二，將基于空間異質性特征的多變量景觀因素引入GIS考古的空間分析，其中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以“成本面”取代歐幾里德距離評估遺址之間的空間和社會關系，另外就是引入面向對象式的GIS；第三，通過編程構建基于agent的GIS考古空間模型，借助計算機海量的運算能力或人工智能的 *** 模擬和評估特定社會景觀中的能動個體因素。應該說后過程主義考古學對GIS的應用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一方面使得GIS考古擺脫了單純的環境決定論的束縛，另一方面大大推動了GIS在考古學空間分析和景觀考古研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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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開源地理空間基金會中文分會
來源鏈接：https://www.osgeo.cn/post/1be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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