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刷術尚未普遍應用的年代，地圖的傳播基本靠摹繪。加之受限于紙張易損、絲帛太貴和竹（木）簡過于笨重等不同載體的特點，地圖難以得到大范圍傳播。
地圖保存的數(shù)量增加
到了宋代，在印刷術普遍應用之后，地圖領域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最為突出的表現(xiàn)就是保存下來的地圖數(shù)量大幅度增加。除了地圖學史中經(jīng)常談論的《禹跡圖》《華夷圖》之外，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宋代印刷本古籍中的地圖多達160幅以上。
現(xiàn)存的宋代歷史地圖集有兩套，一套是著名的《歷代地圖指掌圖》，另外一套則不太知名，其主要分散在《十七史詳節(jié)》（兩晉地理之圖）等五部宋代著作中。這一系列的歷史地圖在輪廓和繪制 *** 上非常近似，且所表現(xiàn)的時間上至五帝下至五代，很可能是出自同一套原本已經(jīng)散佚的歷史地圖集。
添加微信好友, 獲取更多信息
復制微信號
《歷代地理執(zhí)掌圖》“禹跡圖”（局部）
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情況，主要是印刷術造成的地圖繪制與傳播媒介的變化。在木板、絲帛甚至石頭依然被用來繪制地圖的同時，紙張則成為承載地圖的主要媒介。印刷術實現(xiàn)了高效率的復制和激增的地圖數(shù)量，因此那些單幅印刷或者印在書籍中的地圖，不僅留存到后世的幾率增加了，而且流傳范圍也擴大了很多。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在宋代之后的古籍中看到大量地圖被反復地長時間地使用。
地圖的復制和傳播
與過去類似，有時不同的作者會基于不同的目的在地圖底本的基礎上進行少量修改。最為典型的就是《歷代地理指掌圖》，其中一些與《禹貢》和《春秋》有關的地圖，被大量的經(jīng)部著作引用。如引用《歷代地理指掌圖》“禹跡圖”的古籍約有9種，具體又可以分為三種情況。
之一類，對《歷代地圖指掌圖》“禹跡圖”的直接復制。屬于這一類的地圖有《三才圖會》“禹跡圖”、《修攘通考》“禹跡圖”。此外，《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歷代輿圖”和《纂圖增新群書類要事林廣記》“歷代輿地之圖”，圖面中的絕大部分內容與《歷代地圖指掌圖》“禹跡圖”基本一致。
“禹跡圖”（局部），出自明代《三才圖會》 圖/ FOTOE
第二類，對《歷代地圖指掌圖》“禹跡圖”的改動。這一類包括《六經(jīng)圖》“禹貢九州疆界之圖”、《六經(jīng)圖碑》“禹貢九州疆界圖”、《七經(jīng)圖》“禹貢九州疆界之圖”以及《八編類纂》“禹貢九州疆界之圖”四幅。這四幅地圖以《歷代地圖指掌圖》“禹跡圖”為基礎，對其中的地理要素進行了大幅度的精簡，如去掉了長城、大量的河流等。另外，這類地圖對內容也做了部分改動，體現(xiàn)了這些古籍的作者對“禹跡圖”所承載的知識的改造。
《七經(jīng)圖》“禹貢九州疆界之圖”（局部）
第三類，對第二類地圖的進一步簡化。這一類只有《帝王經(jīng)世圖譜》“禹跡九州之圖”一幅，圖中去掉了所有河流和水體，但將河流的名稱都保留了下來。
地圖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
印刷術的應用，使得地圖的繪制擺脫了摹繪、抄寫的隨意性，為后世的學者提供了統(tǒng)一的、標準化的地圖模型，由此地圖的傳承也有了統(tǒng)一的標準。后世也有一些作者以留存的地圖為基礎進行創(chuàng)新，即在舊地圖的基礎上通過添加新的內容或者進行大規(guī)模的修改來創(chuàng)作新的地圖，由此推動了中國古地圖的大規(guī)模發(fā)展。典型的例子是以《廣輿圖》“輿地總圖”為基礎，以創(chuàng)新的方式創(chuàng)作的三類新地圖。
明嘉靖刻本《廣輿圖》“輿地總圖”（局部）
之一類，對地圖的正方向逆時針轉動90°，增加少部分新的內容，如《籌海圖編》“輿地全圖”、《海防纂要》“輿地全圖”和《武備志》“輿地總圖”。
《海防纂要》（局部）
第二類，在對原圖簡化的基礎上增加新的內容。這類地圖非常之多，如《一統(tǒng)路程圖記》中的三幅地圖“北京至十三省各邊路圖”“南京至十三省各邊路圖”“輿地總圖”，增加了《一統(tǒng)路程圖記》作者所關注的與道路有關的內容。《夏書禹貢廣覽》“禹貢廣輿總圖”，標注了符合“禹貢廣輿總圖”主題的“九州”。《地理大全》“中國三大干山水總圖”，在保留海岸線輪廓以及重要河流的基礎上，在地圖西側增加了一些山脈的圖形以及“黑水”，并標注了中國的“三大干”，在海中也增加了部分內容。類似的還有《戎事類占》“州國分野圖”等。
“中國三大干圖”（局部），出自明代《三才圖會》 圖/ FOTOE
第三類，也是創(chuàng)新性最強的，是明末清初以《廣輿圖》“輿地總圖”為底圖繪制的三套歷史地圖集。其一是明崇禎十六年（1643年）沈定之、吳國輔編繪的《今古輿地圖》，這一圖集雖然是參照《歷代地理指掌圖》的體例編繪的，有些圖說也抄自《歷代地理指掌圖》，但所有地圖都是以《廣輿圖》“輿地總圖”為基礎繪制的。更為重要的是，作為歷史地圖集，其所繪的歷史內容并非抄錄自《歷代地理指掌圖》，而是源于作者自己的學識與認知。另外還有明末王光魯《閱史約書》中的35幅歷史地圖和朱約淳的《閱史津逮》中的21幅歷史地圖。
不僅僅是“輿地總圖”，《廣輿圖》也通過印刷的形式廣為流傳并被不斷增補和修訂，僅目前存世的就至少有7個版本。明代后期還出現(xiàn)了很多以《廣輿圖》為基礎形成的著作，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明萬歷年間汪作舟的《廣輿考》。該書的編排和輿圖的形式與《廣輿圖》基本一致，但在考述部分增加了大量文字。類似的還有明末吳學儼等人的《地圖綜要》、明崇禎年間陳組綬的《皇明職方地圖》以及潘光祖的《匯輯輿圖備考全書》，等等。
印刷術改變了中國古地圖的發(fā)展模式，但受到圖版大小的限制，大尺幅的地圖依然不適合使用印刷術。因此，明清時期，較大尺幅的地圖依然沿用絲帛手繪，例如著名的縱386厘米、橫456厘米的《大明混一圖》。這一問題直到今天的數(shù)字化時代才得以解決。可以說，隨著數(shù)字時代的到來，我們正在迎來地圖繪制的第二個變革時期。
明代《大明混一圖》（局部） 圖/ FOTO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