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的委員名單里，有很多德高望重的院士，他們治學嚴謹、博識敏思，為名詞審定工作作出了突出貢獻。李德仁院士即是其中一位，他是當年中國很年輕的雙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1991年)，中國工程院院士(1994 年)],也是全國科技名詞委第四屆、第五屆委員會委員,測繪學名詞審定委員會副主任。

隨著科技的進步,測繪工具從最早的一把皮尺、一支圓規和一個三腳架,發展到定位測繪儀,又發展到如今的遙感測繪車。“在這個過程中,測繪學出現了很多新詞,其中有很多是跟其他學科有交叉的。”談到測繪學名詞的審定難點,李院士說:“比如說 robustness 這個詞,計算機名詞公布為穩健性,測繪行業譯成抗差性,有人還譯為魯棒性、強壯法。對于同一個名詞,不同行業間對應著完全不同的譯法,這樣難免會影響到行業之間的交流。我比較支持穩健性,應用面較廣,字面意思也容易理解。”關于測繪學名詞中的新詞,李院士又談道:“20 世 紀 80 年 代 美 國 小 說 中 出 現 了 一 個 詞,cyberspace,用來指稱 *** 上虛擬的空間,有人翻譯成 *** 空間、虛擬空間,還有人譯成數碼空間,我曾經半音半意譯為賽伯空間,但也不是很理想,有待進一步討論。隨著 *** 的發展,此類詞后來又出現不少,比如 cybercity 等。

李院士表示,科技名詞工作十分重要,時間再緊他也要支持。“古今中外的科學家都很關心名詞工作。過去撰寫專著時,書中涉及的名詞都要單列出來,放在書后。中國測繪的創始人夏堅白、王之卓等老先生從民國時期到上世紀 50 年代出版的著作后面都附有名詞對照表,當時沒有名詞對照表的學術專著甚至是不能出版的。現在很多作者和出版社都不重視這方面,其實在信息化社會里,名詞規范更為重要,如果不統一會影響到行業間甚至兩岸之間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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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用字習慣、翻譯 *** 等方面的不同,海峽兩岸的科技名詞存在很大差異。近年來,李院士為促進海峽兩岸測繪學名詞的對照與統一工作奔波不停。“臺灣地區很多詞的叫法與大陸不同,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討論 geomatics 的中譯名,我當時建議譯成‘地球空間信息學’,臺灣則譯成‘輿地信息學’(輿是指古時丈量的工具),后來大陸定名為‘測繪學’。有些需要對照統一的名詞在科技與生活中的使用率很高, 比如 software 和information,大陸叫軟件和信息,臺灣叫軟體和資訊。在兩岸測繪學名詞對照工作過程中,臺灣學者對大陸學者還是很尊敬的,有些臺灣學者以前還是大陸專家的學生,通過大陸學者與臺灣地區學者的互訪,不僅促進了兩岸的學術交流,還促進了島內各派系學者間的交流。”

李院士平日的科研工作非常繁忙,還能親力親為地參與名詞定名,筆者很是感佩。對此李院士謙遜地說:“繪學的交叉詞、新詞越來越多,工作的難度也在不斷加大。幸運的是,中國測繪學會以及國家負責測繪學方面的領導都很重視名詞工作,我們的工作也得到了他們的大力支持。在做測繪學名詞的時候,我們對每一個名詞都加了定義。最近在做測繪學的新詞工作中,對新詞也都作了定義,希望能加進去,這對讀者是很有幫助的。”

談到名詞的定義問題,李院士把話題延伸到名詞的本體(ontology)問題:“我曾經和美國的著名地理學家 David Mark 探討過這個問題。每個國家、每個民族、每種語言對同樣的名詞的本體描述并不完全一致。全世界都知道溪、河、江、湖、海,但是不同國家或民族對這些最基本的詞也會存在理解上的差異。比如說,我們不僅要明確‘湖’對應英文中的‘lake’,還應知道它們所指稱的對象是否一致。也就是說,要明確‘湖’在漢語中的定義與‘lake'在英語中的定義是否一致,定義劃分的標準和范圍是否一致。再比如,‘江’與‘河’在英文中都對應一個詞―――‘river’,但在漢語中這兩個詞卻有著很大的區別,不能相互替代, ‘ 江’一般是指大河。所以,我們不僅要做名詞的審定與規范工作,建立名詞庫,還要建立名詞的本體特征數據庫。這樣才能把名詞工作做得更完整,更深入。這時,李院士的手機響起,詢問他何時動身去機場,他在電話中把出發時間延遲了半小時。

測繪學最初的終極目標是畫地形圖,如今則是以為各行業服務為宗旨,把客戶需要的信息加工、提取出來。李院士從測繪角度提出了“空間信息共享”和“按照需求測量”的觀點。他認為,“空間信息個人共享”,即要求將時空信息(4W 導航需求)隨時隨地提供給每個人,服務到每件事(4A 導航服務);“按照個人需求測量冶,即要求時空信息服務要以個人需求為引導,為不同用戶的不同需求提供不同服務。

在 2008奧運會來臨之際，李院士之一個為奧運提供了基于實景影像的空間信息服務，并因此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筆者很好奇測繪是如何具體為奧運服務的,李院士答道:“首先，為奧運會收集地理空間信息,建立奧運地理信息系統，以管理好所有奧運場館,實現科學調度；其次，為奧運場館建設的進度做施工測量和進度監控，比如說，某個奧運場館究竟是蓋起三層還是五層，我們的遙感測量車從旁邊開過去就可以得出準確的結論；第三，為奧運會提供交通服務，在奧運期間交通是一個大問題,如果要從某個地點出發到場館去,究竟哪條路線比較通暢。在這方面，我們可以把路線具體到點，比如說從這里出發到鳥巢的8號門，怎樣才能在最短時間內到達，我們可以通過手機提供直觀的基于實景影像的導引。”

筆者還了解到,上述內容牽涉到李院士正在主持的“影像城市系列”工程的一部分,其中,“影像城市武漢”已經完成,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工程正在進行中。“我們在武漢選擇了 30 萬個興趣點,即 point of interest(POI),這就是在科技與民生結合過程中出現的一個新名詞,這 30 萬個興趣點都是和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也都是老百姓最感興趣的。比如說，武漢吃早點最有名的地方是戶部巷，在‘影像城市武漢’的網站中搜索‘戶部巷’，不僅能查出具體的地址、路線,同時還可以看到戶部巷的實景影像。把實景影像與地圖聯系起來,給游客一個直觀的認識,哪怕是一個從未到過武漢的外地人,通過查找以后,一旦走到附近,也可以馬上認出來。可進行搜索的這些詞,比如剛說的‘戶部巷’，并不是指科技方面傳統意義上的名詞,但是和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是名詞與民生結合后的產物。在這種結合過程中，新詞將層出不窮,因此也要關注這方面的工作。

李院士有著多年科技名詞審定工作的經驗，對于全國科技名詞委的工作很熟悉，同時也是規范名詞的使用者。李院士說:“全國科技名詞委的工作非常重要，這些年來一直在為名詞規范工作而孜孜不倦地努力,也公布出版了很多學科的名詞書，對于我們這些科技工作者來說幫助很大。”

對于今后的名詞工作該如何進一步發展，李院士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如今社會在飛速發展,名詞的增加與變化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快。在這種形勢下，我認為名詞工作要注意兩點，一是要加強科技名詞規范的宣傳工作，尤其要加強對年輕人的宣傳。二是有了規范的名詞以后,就不要再隨意創造新詞，這樣不僅有利于科技工作,也有助于維護名詞的規范性。開展宣傳的手段有很多,不僅要依靠以前的工具書、雜志這些傳統媒介，還要更多地通過 *** 等現代宣傳手段。現在很多外國人都在學習中文，我們中國人自己更要加強學習。

在采訪接近尾聲時，李院士的手機再次響起,接他去機場的車已經到了樓下。筆者再次感謝李院士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中欣然接受采訪。目送著李院士的車漸行漸遠,筆者仍沉浸在他的敬業、風趣與謙遜所形成的“氣場”中。關于李院士如何取得今天的這般成就,這次采訪中并沒有提及。但是,能夠擁有這種品格的人，無論在什么行業，都是會努力到達峰頂的。（本文改自于期刊《中國科技術語》2008年10(3): 26-28.作者為葉艷玲。）